綜合開放歷史2 - 歷史元來如此

央廣「開放˙歷史」系列節目是要告訴受眾一個個台灣人的故事,大部分故事的主角都是你我一般的小人物,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家國的熱愛。這些故事過去從我們的歷史中被抹去、被偷走甚至從記憶中被歪曲,透過越來越多的檔案開放,以及諸多文史調查專家的田野訪談、口述歷史,這些愛的故事再次呈現眼前。
 ★週二「歷史「元」來如此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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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目快訊

播出時間: 2019-06-25
主講薛化元

這季節目主要是談戰後台灣反對黨運動的歷史傳承,特別是以1950年代到1960年的「中國民主黨」籌組為主題。在之前節目當中,已經從反對黨的歷史脈絡一直談到雷震被捕、組黨失敗。而在這樣的脈絡中,新黨組黨失敗後,我們又要如何來評估1960年代的歷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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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出時間: 2019-06-18
主講薛化元

在上一集談到雷震被捕對黨禁、以及對整個台灣反對黨運動的影響,這集要繼續討論雷震被捕後,反對黨的籌組工作又是如何推動,又是如何結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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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出時間: 2019-06-11
主講薛化元
上一集說到了,由於雷震與外省籍菁英參加了原本由台籍菁英主導的反對黨運動,因此使得反對黨的發展方向與反對黨的定位出現了新的局面。這一集要繼續說明的是為什麼組不成反對黨,應該是因為「黨禁」,那麼黨禁又是怎麼被發現的?又為何會發生「雷震案」? 也許你會以為「戒嚴」不是應該就有「黨禁」。戒嚴可以有黨禁,但不代表戒嚴一定要有黨禁。換句話說,國民黨當局在當時,並沒有標示有「黨禁」這件事情。反過來講,不是戒嚴也可以有黨禁。舉例來說,戰後初期,蔣渭川想把哥哥蔣渭水時代的同志集結起來,讓「台灣民眾黨」在台灣再出發,結果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就跟他說:「現在是訓政時期,黨外不可以組黨。」讓他打消這個念頭。 等到雷震不斷鼓吹組織反對黨時,他在國民黨的朋友也跟他明示、暗示,不可以組織反對黨。不過此事非常明顯在國民黨內部絕對沒有共識。因為在「中國民主黨」的籌組工作如火如荼展開之際,當時兼任行政院長的副總統、國民黨副總裁陳誠,曾經在記者會中明白宣告,如果有一個願意遵守反共國策的反對黨,他們也樂觀其成。這無疑告訴大家,從陳誠這位號稱國民黨第二號人物的公開談話中,根本看不出有黨禁這件事,反而看到的是可能有組成反對黨的空間。 那麼到底出了什麼事?主要是雷震在1960年9月,也就是在整個反對黨籌組工作即將告一段落,即將宣告組黨之際被抓了。當時國內外的解讀都是,雷震被抓是因為想要籌組反對黨,因此被認為是台灣黨禁的一個重要開端。實際上可能不只如此。從國民黨的檔案可以發現,雷震在之前就被國民黨監控,「田雨專案」早就展開了。 從之前的介紹可以知道,直到1960年,雷震並沒有與台灣人合組反對黨的意圖,換言之,「田雨專案」的展開,不可能是因為雷震想要和台灣人合組反對黨。主要還是因為雷震對國民黨的批判,特別是他和《自由中國》開始反對總統三連任。反對總統三連任既然是關鍵,那麼為什麼會把雷震案跟黨禁綁在一起。為什麼國民黨早就監控雷震卻沒有抓他,甚至刊登著名的文章〈給毀憲策動者的警告〉,用曹丕篡漢,用袁世凱的籌安會來比喻國民黨和蔣介石,雷震也沒有被抓。這不代表國民黨不想抓,而是還在找證據、還在考慮,而讓雷震被抓的導火線就是反對黨的籌組告一段落,即將宣布組黨。 也因為如此,台灣的「黨禁」就被大家發現,原來組黨是有危險的。但為什麼沒有統統抓起來,你不要認為沒有想要全部抓起來。之前說過,我曾經問過顧紹昌先生當年組黨的事情,他告訴我,雷震被逮捕時,楊毓滋的家也被情治人員包圍,楊毓滋也已經做好入獄的準備,後來撤走後才證明沒有準備逮捕他們。其他台籍菁英也收到警告,換句話說,這是蔣介石直接打蛇打在七寸,因為他知道雷震是台灣人和外省人合組反對黨最重要的關鍵,所以抓了雷震就足以嚇阻反對黨運動。或者是就算無法嚇阻,也實際上產生有效的作用。 逮捕雷震讓「黨禁」被凸顯了,在這裡我覺得要特別向殷海光、夏道平以及宋文明等人致敬,他們是《自由中國》最重要的主筆群,雷震被抓時,國民黨發了一本《自由中國》違法的小冊子,換言之,雷震是因為「言論」獲罪。所以他們就在報紙上登了一個聲明,表明那些文章是他們所寫,願意和雷震一起分擔言論的責任。我覺得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裡,這樣的情操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,也就是用行動來聲援自己同志,特別值得我們感佩。 當時大家認為成立反對黨就像殷海光所寫的〈大江東流擋不住〉,可是國民黨居然抓了雷震就擋住了。所以這裡就要來討論外在國際的氛圍如何。雷震被捕後,國內外有非常多聲援活動,當時大家都很關心美國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,結果現在當然已經知道,就是美國沒有採取行動,那為什麼沒有。因為前幾年,美國駐台北的大使館與國務院之間的電報解密了,也可以讓我們瞭解美國對黨禁的出現、以及雷震被捕的基本態度。 根據台北大使館給國務院的報告,認為台灣當然應該朝向自由民主改革的方向前進,可是美國也瞭解,朝此方向前進,在選舉中,台籍菁英可能會扮演重要的主導角色,而完成民主化改革,透過選舉決定由誰執政,預期也將由台灣人來執政。於是美國就擔心,台灣人相較於蔣介石,與中共之間沒有那麼多的歷史瓜葛。因此,如果台灣人透過選舉取得政權,對美國人是比較不利的狀態。所以,基於戰略利益優先於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考量,美國決定一方面督促國民黨繼續改革,另一方面卻沒有企求國民黨要迅速改革。由此可知,為何蔣介石不必付出太大的代價,就可以得到美國的支持。這剛好跟1970年代末期、1980年代蔣經國主政時完全不一樣。也就是台灣地位的戰略價值,影響到美國的態度,這也是冷戰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受到許多學者批評的一個關鍵因素。 可是這樣問題就來了,「黨禁」出現了,不能組黨,組黨是一條線。但這條線有「嚇阻」卻沒有「遏止」組黨的行動。因為我們馬上發現,雖然發生「雷震案」,雖然「黨禁」被凸顯了,但是「中國民主黨」的籌組工作,並沒有產生根本性的改變,看起來還繼續在籌組中,只不過「結構」改變了。原來外省籍菁英與本省籍菁英合作的狀況,因為雷震被捕,改變了這個結構,換言之,雷震案凸顯了黨禁,也影響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成功的機會,產生了遏止的效果。 不止如此,蔣介石原本還要順便逮捕齊世英,因為齊世英跟外省籍的菁英、跟CC派太密切了。但後來因為東北籍的立法委員保他,拒絕開除他派系成員的資格,把齊世英保了下來。這樣的結果,齊世英被保住了,但「中國民主黨」卻失敗了。...更多
播出時間: 2019-06-04
主講薛化元
在上一集談到,因為1960年選舉的不公,台灣本土菁英召開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,由台籍菁英主導1960年的反對黨運動一開始的工作。接下來要談的是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的菁英、以及國民黨、民社黨、青年黨的一些傾向自由民主的外省籍朋友,他們的態度與1957年不同,他們也毅然決然投入反對黨運動。而他們的投入對於反對黨運動的意義、以及對整個反對黨運動的發展方向有什麼樣的影響,這是今天節目的主題。 如果只有台籍菁英主導反對黨運動,那麼只有「地方」層級,最高到省議員。雖然台籍菁英也有一些中央民意代表,參與比較多的是高雄的國大代表楊金虎,此外大多是屬於地方層級。縱使組黨成功,最多也只能在地方選舉的過程中,達到本土菁英的理想,那就是在地方選舉過程中有比較公平競爭的狀況,對於他們的參政也比較有利。 可是一個國家在朝向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中,監督與制衡非常重要,當時在中央是萬年國會主導,所以如果只有台籍菁英主導,縱使反對黨組成了,對於中央層級的政治結構,也無法產生實質有效的影響。那麼當時有沒有人注意到這種情況呢,之前我們說過,包括陳誠與王世杰主張召開「反共救國會議」,希望能解決在無法民主化的情況下,以體制外的方法來推動民主改革的可能性。另外是面對國會不能全面改選,有一些外省籍菁英實際上有更激烈的主張。例如:《聯合報》現在被認為是比較保守的報紙,可是在1950年代末期、1960年代初期的《聯合報》是不一樣的,根據我翻閱當時的《聯合報》報導,當時的《聯合報》主張再一次行使憲法制定的權力,意思就是要制定新憲法,因為國會無法全面改選,乾脆透過修改憲法來改選,連這種主張都出現了。由這些可以知道,外省籍的自由民主派菁英所想的是更多、更複雜的問題。雖然國會全面改選很多人支持,但也有人認為如何解決是重要的。 那麼外省籍投入反對黨運動有什麼問題,當時民社黨和青年黨都有派代表參加,其中有些人本來就是中央民意代表,所以只要民、青兩黨主要的民意代表可以加入這個組籌的反對黨,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。而更大的力量是齊世英的加入,雷震在組黨的過程中有兩位好朋友出力最多,一位是齊世英、一位是世新的創辦人成舍我,他也是立法委員。 齊世英是國民黨戰前以來,在東北整個黨務發展最核心的領導人物,講白一點,就是中國東北的立法委員絕大多數都是齊世英一手拉拔。等到遷台後,當國民黨把CC派的領導人陳立夫外放到美國去開養雞場,陳立夫出國前因為哥哥陳果夫已經病重,整個CC派要怎麼辦,是陳立夫最顧慮的事。後來從相關資料可以看出,「CC派能不能挺得住,就看齊世英在立法院能不能挺得住」。蔣介石曾問過立法院長張道藩:「立法院是聽誰的」,張道藩回說:「聽總裁的」,蔣介石卻說:「我看不是,是聽齊世英的。」這段話你可以理解為國民黨在蔣介石的領導下,對很多自由民主的價值是違反的,是不當限制民眾權力的,但也可以理解為齊世英一定有不少人支持吧! 現在從雷震日記來看,雷震當時沒想那麼多,他認為外省籍應該加入,再結合一些民、青兩黨以及自由民主派的國民黨人士,這樣就不會出現省籍問題,不會只是一個由本土菁英所組成的政黨。可是齊世英一直鼓勵雷震,還有更多的資深的(第一屆)民意代表願意加入反對黨。雷震一開始沒有很積極,因為他雖然出身國民黨高層,從中國大陸開始就扮演國民黨與反對派人士的溝通管道,認識不少反對派的人,當然國民黨的高層也熟,但是其他中央民意代表他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熟,所以沒有想過要將這些人納入他想像的空間裡。 所以對雷震來說,他成為組黨的三個發言人,後來又內定組黨後由他擔任秘書長,這些都是很關鍵的角色。而由雷震來架橋,很多外省菁英也相對放心。而當齊世英當真把他為首的派系裡,跟他比較親近,有自由民主傾向的人,且在國民黨修改「出版法」時,連署反對修法的人,當時有一百多人連署,人數相當可觀,不必全部來,只要來幾十個,再加上民、青兩黨的人,「中國民主黨」如果這樣組成,那就會跟之前講的台灣本土菁英主導的政黨不一樣。不僅在地方政治層次透過選舉可以和國民黨進行競爭,而且在中央層級的立法院,也可以變成一個有效制衡國民黨的反對黨,而這一點一直是《自由中國》長期以來的主張。 這兩股合流後會有什麼樣的情形,這樣的反對黨:第一、有民意基礎;第二、其中比較沒有民意基礎的那一塊,也能有效制衡國民黨。如果用羅伯.道爾的「多元民主」主張來說,多元民主的競爭是要朝向一個既能民主參與,就是國會全面改選,又能夠有效的選舉競爭,特別在地方自治選舉。本來台灣沒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,所以原來本土菁英的反對黨是在地方自治的層級,能夠扮演與國民黨競爭的角色,可是在中央就沒辦法著力。可是《自由中國》與外省菁英加入後,狀況就不一樣了。馬上變成幫忙反對黨擴大影響力的非常關鍵一步,可以在中央層級某種程度上制衡國民黨。 這種制衡國民黨的力量有多大呢,要知道,一直到1980年代為止的選舉,黨外人士在台灣很多選區雖然都最高票當選,可是常常連提案人數都湊不到,也就是連提案都不可能。反過來說,當時雷震與外省籍菁英一旦轉向進來,提案沒問題、杯葛沒問題,複雜人脈關係還可以構成一個綿密的組織,這點很重要。這也是為何從資料上看,蔣介石在抓了雷震後,想要抓齊世英,我想這是重要原因。 當時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跟反對黨的關係有多深。這一點過去大家討論的比較少,很多人認為只有雷震與傅正。可是從最近的口述歷史來看,不止如此。除了與雷震從國民參政會開始就是好朋友的夏道平一直有參與之外,殷海光也有參加。《自由中國》的社論也不斷為反對運動、為「中國民主黨」催生。這是一個跨省籍、跨地域,以台灣做為中心所建構的一個台灣民主改革的重要關鍵轉折。同一時間的《自由中國》也開始思考「兩個中國」要怎麼辦的問題。而雷震案的爆發,也是造成台灣民主頓挫的關鍵因素。...更多
播出時間: 2019-05-28
主講薛化元
在上集節目中,我們介紹了1960年的歷史氛圍以及當時為何會展開反對黨運動,這集我們將繼續探討籌組反對黨的一個最核心組織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,探討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成員以及走向。 為什麼要討論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的主要成員及走向,因為攸關我們了解1960年「中國民主黨」的籌組運動,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氛圍下展開。過去國內外的研究都認為1960年的組黨運動,主要是由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所主導推動。後來又有人認為《自由中國》當中只有雷震與傅正等人參加組黨運動,這當然也不對。更重要的是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運動的展開,有兩個完全不同的脈絡同時在進行。一個是雷震與《自由中國》和來自中國大陸傾向自由民主的人士;一個是台灣本土菁英。對前者而言,最在乎的是如何發揮反對黨的制衡功能;對後者而言,固然知道反對黨的重要性,但更切身的是選舉的競爭如何有比較公平、公正的可能。 之前介紹過1950年代選舉不公、制度不公、選務辦理不公再加上舞弊情況,引起台灣本土菁英反彈,也因為1957年選舉時發生的嚴重問題,結果在1957、1958年期間,開始進行「地方自治研究會」籌組,那麼當時是由誰在主導。再對照1960年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的主導人,看看其中有什麼樣差別。 當時在組成「地方自治研究會」時,委員有29位,其中7位常委分別是:吳三連、高玉樹、李萬居、郭雨新、王地、許世賢以及李源棧。而吳三連、李萬居、郭雨新、許世賢、李源棧剛好是台灣省議會「五龍一鳳」的成員,只有郭國基沒在其中。另外兩位,一個是台北的高玉樹、一個是台中的王地,這兩位地方實力派人物皆有意競選縣市長。 1960年5月18日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舉行第一次會議,當時推出的主席團成員包括:郭雨新、李萬居、楊金虎、許世賢、高玉樹、王地以及雷震。選市長的可能人選又多了楊金虎,他後來曾經當選高雄市長。所以在主席團成員當中,很明顯地還是台灣本土菁英扮演主要角色,再加上一個雷震。李萬居是青年黨重要領導人,而楊金虎則是民社黨,剛好民、青兩黨在台灣的實力派人物,也都進入到這個脈絡當中。 等到雷震決心帶著外省菁英與本省菁英一起籌組反對黨時,因為主體是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,所以座談會的後續成員也就必須做些調整與改變。1960年6月25日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為了組黨總共推出17位召集人,其中核心的7位常委或常務召集人,包括:雷震、李萬居、高玉樹、夏濤聲、吳三連、郭雨新以及齊世英。這個時候就更清楚了,夏濤聲是青年黨、齊世英是國民黨CC派的重要領導人,兩位都是立法委員。李萬居、吳三連、郭雨新這三位是省議會議員。高玉樹則是原先要競選台北市長。在結構上則變成三個外省人、加上四個台灣本土菁英。 所以從「地方自治研究會」清一色由台灣本土菁英扮演主導角色,到1960年第一次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當中,主要的主席團成員還是台籍菁英,只有雷震一個外省人。而等到雷震帶著外省籍菁英加入組黨的過程中,我們就發現結構也有相當程度的轉換,變成四個台灣人搭配三個外省菁英,如此在省籍上也比較平衡。當然這個平衡不是指人口數,而是取絕對數的理解。除此之外,還包括:民社黨的楊毓滋、彰化的石錫勳、台中的王地、高雄的楊金虎、嘉義的許世賢、桃園的黃玉嬌、高雄的李源棧,還有從高雄選到台北的郭國基,另外還有世新的創辦人,立法委員成舍我,還有民社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謝漢儒等人,當然整體來看,17位召集人裡面,台籍菁英的比重也會更重一些。從這裡就可以看出1960年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台籍菁英的主導角色。 那麼台籍菁英主導的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方向是什麼。對台籍菁英而言,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地方選舉的推動與改革。下一集節目我們會進一步分析,外省菁英加入組黨運動後,會造成「中國民主黨」這個籌備中的黨,黨的角色以及在台灣民主政治上所扮演的意義,一定程度的轉變。 可是對「選舉改革座談會」而言,馬上面臨很重要的問題就是,民、青兩黨跟「中國民主黨」的關係會如何,或是國民黨裡的自由派人士以後要如何加入這個政黨。後來包括我個人也做過一些口述歷史,包括已經過世的前民社黨主席顧紹昌,我問他為何楊毓滋會參加新黨的籌組。因為楊毓滋生前我問他這個問題時,他始終說得很含蓄。後來顧紹昌就直接告訴我,楊毓滋當初就是代表民社黨出席。也就是民、青兩黨裡面有相當多人意識到,必須要組成一個更大的反對黨,才有能力來制衡國民黨。 另外,台籍菁英既然在組黨上扮演主導角色,那麼外省菁英就變成側翼協助的功能。結構上是台籍菁英主導,外省菁英則特別在政黨組織方面會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。例如:由經濟學者夏道平負責統整政綱的內容,政綱當然代表一個政黨最核心的價值。 外省菁英的納入是因為1960年的氛圍,讓他們意識到一定要合作團結來共組反對黨,也為1960年台灣的政治改革提供非常好的基礎。這雖然是好的開始,但並不代表會成功,因為對國民黨而言,特別是蔣介石無法接受一個強而有力的反對黨,在這種情況下,自然就釀成「雷震案」以及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失敗的悲劇。...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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